这一切,他又怎么能不心疼这么一个好苗子呢?
干脆,还是自己去巡视一圈得了,就让这小子多睡一会儿吧。
张国良带着微笑作出了这个决定,可就在他走回自己的座位,想伸手去拿餐桌上的水杯的时候,他却傻眼了!
敢情昨天忙活了一晚上写成的交代材料,还有一会儿就要发还旅客的赃款,竟然全都不翼而飞了。
吃了一惊,张国良还以为东西掉在座位下面了。他马上打开了餐车车厢的电灯,可灯火通明下,无论是那放着水杯的餐桌桌面,还是桌子下面、座位下面,统统不见不见那些最重要的东西。
这下他可真的沉不住气了,马上急赤白脸地弄醒了士慧。可两个警察就是翻遍了整个餐车车厢的桌上桌下,甚至连那三个贼的身上又搜了一遍,也没能找到。
更奇怪的是,餐车的两个通道门居然是完全紧锁上的,钥匙又在张国良的兜里。这就更让人想不通了。
社会渣滓有社会渣滓洞优势,那几个铐着的小子善于察言观色,脑子都活,眼见警察这么一折腾,很快就弄明白怎么回事了。
好,不但开始幸灾乐祸,也开始大呼小叫起来,叫嚣着让两个警察快放了他们。否则就去告他们乱抓人。
两个警察这时脸色都变了。谁都明白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么严重。
人抓了,跟旅客也做过笔录了,可现在所有物证都没了。他们跟方方面面可怎么交待呢?
对这几个犯人又该怎么定罪呢?难道真的要把这些坏人放掉吗?
这件事要传出去,别说其他的,一个内部重大过失处分肯定跑不了。那简直会成为铁路公安系统最大的笑话。他们也会成为让所有乘警蒙羞的耻辱!
不,绝对不允许!
张国良毕竟干得年头长些,苦苦思索下,只剩下两种最后的可能。他忍无可忍地扑了过去,照着一个叫得最猖狂的小子脸上就是一脚,直接就把他给踹晕了。
跟着又狠狠盯着另外两个,脸色狰狞地喝问。
“说!你们到底是另有同伙?还是趁我们熟睡的时候,靠‘捋苗’(黑话,拨手铐)脱身了?东西到底在哪儿?我就给你们十分钟。否则,就别怪我给你们‘上吊铐’了。”
这种威胁不可谓不严厉,态度也完全不像是开玩笑。那俩小子都知道这话代表着什么。弄不好,他们就能为此残一只手。
所以他们俩也不敢再闹了,犯不着自讨苦吃,都变得一本正经起来。
一个小子说,“警察大哥。真不是我们干的,我们要会‘捋苗’早就趁列车减速的时候跑了,哪儿还待这儿等您收拾我们啊?何况我们出来的也就是仨人,真没别人了。我们各有不同分工,昨天也跟您说清楚了,您说我们再多带一个有什么用啊?”
另一个也说,“被您二位抓,是我们输了,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,不怨旁人。可有句话您别不爱听,行行出状元,强中更有强中手。你们警察就是再厉害,也不能总牛逼啊?我看,这车上确实有别的高手。但是谁,我们可就不知道了……”
这几句话一说,张国良和士慧不由面面相觑,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,但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是明摆着的。
可要是这样,他们又该怎么办呢?
这一刻,两个乘警的脸色真是难看之极。……
早上七点。
京城火车站“东方红”的音乐钟声敲过没多一会儿。从花城到京的旅客就纷纷从出站口涌了出来。
这种海样的人潮每天要在这里上演无数次。而为检票员们所熟悉的规律,开始总是人头攒动,摩肩擦肿。五分钟后就变成了有条不紊,行云流水。再过五分钟可就,稀稀落落、零零散散了。
这一天也不例外,直至十五分钟,出站口就没人了。
可就在两个检票员正要把出口拦住,转身离去的时候。没想到门洞里又传来了一个小伙子的声音。
“同志,同志,请等等。我还没检票呢……”
跟着一个人影,从门洞里十几米远的黑暗处逐渐显现出来。
两个检票员可都是标准的大爷脾气,马上呵斥。可这小伙子脾气挺好,连连道歉不说,紧走了几步,看着腿似乎还有点跛。
于是这件事,这个人,很快就被两个检票员彻底遗忘在脑后了。
遗忘到了什么程度呢?
你要是等他们一扭脸马上就问,这小伙子长什么样,穿什么,带着什么东西。他们一准儿说不出来。
为什么?因为这小伙子全身上下太大众化了,也太没特点了。
这张脸吧,让你一看就觉得面熟。想想呢,到底是像隔壁二哥还是自己表哥表弟,还真有点儿吃不准。
年龄上也是如此,你说他三十岁也行,说他十八九也行,怎么看都不能断定。
另外这人所穿得衣服、鞋、帽子,背的包,也都是毫无特点的大路货。既看不出地域性,也无法判断职业,总之就是人人都用的东西。
甚至就连口音也是一样。说的绝对是普通话。但哪儿的人,你凭耳朵听,绝对分析不出来。
但实际上咱们得交代一句,恰恰就是这个既像隔壁二哥又像表哥表弟的小伙子,故意在火车上盗走了张国良和士慧丢失的那些东西。
就是他,毁了两个乘警的前程。
而京城,也是他阔别了整整十年,才重新踏足的家乡。
他那曾经传遍南北城的名号——“伸手来”,如今的京城,应该已经没什么人知道了。
但知道的人谁也不能否认,他才是京城几十年来,唯一够格称的上“神佛”的人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