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同禽兽,又屡次忤逆皇唐华夏,赤子早已变为逆子,使朕心伤,对待逆子的话,我唐律法是如何规定来者?”
还没等李泌等大臣反应过来,杜佑就进言说:“陛下爱党羌如子,然则党羌却怙恶不悛,不事亲不尊亲不爱亲,故而方有右御营军使、都统长史高岳出征庆州,便是代替陛下施以惩戒......”
“该有惩戒严刑,然则也该施以教化,不该没为官奴。”贾耽反驳杜佑说。
“臣闻,‘其为人孝悌,而好犯上者,鲜也’,由此话反而观之,党羌可谓不孝不忠,是为大逆不道。臣又闻,‘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’,由此观之,单单是将羌人配于煞割务,已是陛下莫大之宽洪了,实在找不到比这更加轻微的罪罚。”杜佑的驳斥如连珠炮般。
这时太常卿鲍防加入“战团”,对杜佑说,不管多大的罪行,诛杀的也是元凶,党羌普通部民,不过是为一些酋帅裹挟而已,不该悉数没为官奴。
杜佑当即吐沫横飞,将鲍防驳倒:“党羌每蕃内部,以大人为首,一旦血仇酬赛,妇孺莫不上阵厮杀,叛逆也是同样的道理,君饱读诗书,岂不知春秋公羊传里曾云‘君亲无将,将则必诛’?既为连族反逆,哪里有不连坐的道理?”
鲍防立刻哑口无言,所谓“君亲无将,将则必诛”的意思就是,对待君王或祖父母、父母这样的“至亲”,连起谋害的心思都不能有,一旦产生小小的萌芽,也要加以诛灭,“其心可诛”说的就是如此。
毕竟谁也不能保证,东山党项作乱的蕃落,内里的老少妇孺,就全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想法?现在看来,皇帝事前下诏,说什么平叛时对党项妇孺不得辄有杀伤,全是虚伪之语,如果还有什么真的意思包含在内的话,那便是“别乱杀朕的官奴”。
这也许是首次,李泌对皇帝处于下风,他捧着象笏,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年纪大了,心力交瘁,对正值壮年并且刚愎自用的皇帝,实在找不到任何反抗的理由。
这位信道的山中宰相,觉得时代的洪流河路,已悄然发生偏差,并且还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可以逆转过来的。
而窦参则很明智地退避三舍,避开他认为完全无谓的争论。
当即皇帝就拍板,他下诏要求将这次俘虏的所有东山党项男女,统统配于作坊,其中一万配给广州府的“煞割务”,当然杜佑要交钱给朝廷,每名充作糖霜户的羌奴须纳一段水练(白色绢布,价钱两贯,其实更多的是开个口子,为朝廷公开卖奴背书),又有一万配给凤翔府“植棉务”,五千配给皇家少府监,剩下的则集中在宁州彭原公开售卖,所得资物,统统分赐给出征的将士——皇帝的话是一言九鼎、绝无戏言的,他当即就手书,委任大盈琼林内库使霍忠唐为“宁州军市令”,即刻赶赴彭原勾当此事。
等到霍忠唐到了彭原仓城处时,却发现庞大的“军市”已立起来,河东、畿内、凤翔、兴元乃至回纥的商贾、牙人们都已云集,要进行特殊商品——羌奴的贸易。